幸会,妈妈 - 张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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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妈不是个普通的妈妈。
隔壁的蓉蓉吃饭很不乖,到处跑,她妈妈总是拿着碗和勺子跟着她,趁她不注意就塞一口,有时候也会气得打她。我家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。小时候,我有一次赌气不吃饭,我妈劝说无果,就收了碗筷,并把家里吃的全部藏了起来,从此我就不赌气了。我妈说这招她是跟我外婆学的,我外婆曾经饿过她两天。眼都绿了。
小表侄的成长经历也可以印证我妈的非凡。他一到两岁在乡下长大,被当成心尖上的肉一样疼着,他半夜哭闹,他外婆就开电视给他看,一个一岁的小孩,居然养成了半夜一点看电视的习惯,谁都拦不了。别人看他长得可爱,就来摸他头捏他脸,他就仰着头骂: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。大人们都丢人丢崩溃了。
后来,他落入了我妈妈的魔掌。在他还只和桌子一样高的时候。有一回他又大哭大闹,我妈妈抓住他的手脚就把他扔到屋外去了,关上门,一次就治好了任性的毛病。
我妈说:“奇怪,他自己居然都记得,他还很来劲地说——还剩一只鞋子在屋里,也给我扔出来啦!”
我想讨论一下技术细节,问:“要背朝下扔吗?怎么扔才能不受伤呢?”
我妈说:“没有什么要注意的!扔出去就行了!”
我冒了一头汗:“那扔坏了可怎么办!”
“坏了就算了!”
我又冒了一头汗,说:“那么倔,哭坏了怎么办?”
我妈又说:“又不是没整病过!”
我于是又听说一件让我满头汗的事:小表侄的嗓子天生就不好,扁桃体特别容易发炎,偏偏特别喜欢吃辣椒,一吃就病,也拦不住。终于有一回家里买了些特别辣的辣椒,大人吃一个就得喝冰水才受得了的辣椒,他一定要吃!我妈说,那你吃。他一口气吃了五个,然后辣得伸着自己的舌头,两只手轮流捋。这一回病得厉害了,扁桃体发炎,又引起发烧,一共病了半个月。
我说:“那姐和姐夫随你整他?”
她说:“是啊,他们都看着呢,不做声!”
“那他们可真是太信任你了。”
我妈得意地说:“我现在太会带小孩了。”
从那以后,小表侄一吃饭,就问:“这个菜里有辣椒没有?少放一点辣椒啊!”也从那一次以后,再也没得过扁桃体炎。但我不禁又冒了一头汗。我妈可真是个暴君。
我妈说起她年轻时候的女友,都说:我们那些青年妇女。伴随着这个称呼后面的故事,是愉快的团体劳动,青年时代的往事、红润的脸,还有朗朗大笑。
说她们去做清明,要经过挡路的小溪,一人扛起一块石头,扔进河滩涉水而过。说她们带着锄头,有说有笑地路过爷爷家门口的土路。我后来再去爷爷家,还是会看到那样的景象:一些“青年妇女”背着锄头或骑着自行车,大声说笑着路过中学对面的那个池塘。
说佩珍阿姨年轻的时候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,跳皮筋上下翻飞。佩珍阿姨最会玩那些女孩的玩意儿,抓子,踢毽子,跳橡皮筋。
我妈妈小时候就迷上看小说,整天闷在书里,剥玉米这样的活计都不会。但妈妈会给她的朋友们讲书,哄一大帮人到家里来,听她讲书,不知不觉地帮她剥完所有的玉米。
她年轻的时候成为一名会计,在食品站工作。那个年代的屠夫看不起坐办公室的臭老九,男人看不起女人,双重歧视。我妈妈一个不服,就学会了杀猪。一个20来岁的女孩,穿着黑色的皮围裙,按倒一头猪,干脆利落地手起刀落,想想真是很酷。后来我妈走到哪儿,那帮屠夫叔叔们就跟到哪,拜她是老大。后来我妈妈结婚生孩子,叔叔们也都很疼我。
她常哀叹为什么我长得这样弱不禁风。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一只手能拎半边猪。”她总是这样说。既杀猪,也去屠凳上卖肉。后来念书读到北京某某百货有个全国模范售货员,卖糖果不用称,一掂就知道多重。我还想,这很稀奇吗?我妈下刀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刀要割下多重的肉了。
她本职的业务也顶呱呱,到现在已经60多岁,对数字依然非常敏感,家里每月每年的收支,都能心算精确到个位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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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小孩子吃手指,把手指甲都啃坏了。她就给我和哥哥在胸前吊了一粒甘草片。因为甘草比手指头好吃,所以我们就不吃手指头了。我4岁的时候,看到我和其他小孩子在高楼外的屋檐上追跑嬉闹,极度危险。她也没有打我骂我,去买了个大西瓜,带我们站到那个楼顶,然后把西瓜扔下去。叫我看:你看,摔下去就是那个样子。
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上了小学还会尿床尿裤子。妈妈怕我自卑,往床上泼了点水,说,你看,大人有时候也会尿床。
还有一次,在家里看《哪吒闹海》,看到哪吒自杀的时候时间到了,我只好一边伤心地大哭,一边去上学。然后远远传来我妈妈的声音,她在后面边跑边喊:“哪吒没有死——被他师傅救活了——不要哭了!”她追了起码二百米。
可能还只有不到10岁的时候,妈妈就和我说,不要让男人和你太亲密,更不要让男人碰你。洗澡上厕所,就算是爸爸和哥哥也不能看。读到小学四年级,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小女孩看天上的飞机,追着它一直跑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山头。一个20多岁的男人来和我们说话,然后挨个儿抱我们,说要看看有多重。我看到他抱起一个女孩,撩起了她的衣服,突然觉得不对,灵光一闪,大喊一声:我们快跑!我们就这样跑掉了。很难想象如果妈妈没有早早地告诉我那些重要的东西,当时会发生什么事。
她缝袜子,发明了天衣无缝针法,从里面缝,用针把线横横竖竖,顺着袜子的纹路,硬是把线织成一块布,线头藏到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地方。不管多大的洞,补过以后不仅穿着不会硌脚,连看都不太看得出来。
在阳台上种东西,她觉得需要比较肥的土,就用铁钉、肉皮、鸡蛋壳、烂菜叶,各种各样的东西沤烂,来分别制作她要的土。一尺高的一株茉莉,开出几百朵花数都数不清。一株茄子秧结八个大茄子,阳台上种的菜而已,长的菜居然全家人吃不完。后来去大院里开荒种菜,她觉得挑水麻烦,一个人敲敲看看,竟然自己在菜地里挖出了一口井。
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情书,非常忧心。试探地拿给妈妈看。妈妈仔细看完,然后喜滋滋地叠起来还给我说:青春真好,还有人写情书哪。我后来听说很多女孩子不再对妈妈说心事,就是从第一封情书开始。而我却松了一口气,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和她说的了。
我14岁第一次出家门,要去外地念书,惶惶不安。自己收拾行李也不知道收拾得好不好,请她来看,她随便看了一眼说:很好!我都收不了这么好!这是我的成长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她和3岁的小表弟一起看《天堂电影院》,少年在少女窗下苦等而窗户不开。弟弟问我妈:她为什么不开窗户啊?我妈懒得解释,说:她怕他用弹弓打她!到最后那个许多拥吻串起来的镜头时,她也和我一样热泪盈眶。
我们之间,也不都是美好时光。青春期叛逆时,我跟她争吵,说出操蛋的话:“等我长大了,还了你们的钱,我就再也不欠你们了!”
她沉默良久,叹了口气,说:“我们大人有时候也心情不好,你看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,她总是逗皇阿玛高兴,你就不能也哄哄我吗?”
当时十几岁的我,拼尽全力准备跟妈妈大干一场,她却在盛怒之时,告诉我她的软弱,她需要我。那个不懂事的少年,终于意识到了一点自己该为成长负起的责任。
她也曾经很粗心,小时候上学,爸妈很少接送我,下雨也一样不接。但是家里的伞都是长柄的大黑伞,我个子很矮,不喜欢带那种大伞,所以经常淋雨。过了十几年,我随便抱怨了一下这件事,她后来几次跟我说:“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蠢,不知道给你买把小伞呢?也是第一次做父母,你也要原谅我们啊。”又一次回家,她给我买了把最轻便的小花伞,叠起来像个小棍子。这时我已经30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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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狂辗转在全国各地考美院的那些年,她曾经来到北京看我。后来爸爸病倒了,妈妈去陪护,我却并不知道这些事。在我最后考试前后、爸爸大手术的时候,不眠不休地陪护四十天回来,她竟然还胖了些。她说虽然没怎么睡觉,但是爸爸吃剩下的东西,不管是什么,她都搅一搅全部吃掉。受不了的时候,就自己跑到厕所里去哭一场。她说:要疯掉还不容易吗?我要是撒手疯了,还有谁能像这样照顾他,我两个孩子又怎么办?
爸爸终究还是因为癌症去世了。她规定自己每天痛哭一个小时,剩下的时间就要振作起来。因为她的两个孩子都还小,她不能倒。
命运是猜想不透的。爸爸去世一年后,我刚考上大学,突然也卧床不起。我生病已经一个月了,但我不知道有多么严重,一直跟她说没事没事。妈妈还是来了,等她推门走进我宿舍的时候,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。
她一进来站在门口,我说,妈。就哭了。
她说莫哭莫哭,我说你先等一下,我还想再哭一会儿。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好,也许会瘫痪或者死掉。她就背着我,一家一家医院去看。
当时在北京看病太难了,中日友好医院80多岁的老专家,半个月出诊一次。每次排队要排四五个小时。我连躺着都没有力气,还要坐在人山人海的地方候诊。妈妈的心应该已经被烧焦了吧。她摸着我因为打了很多针而布满淤青的手轻轻说: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神仙,能把你的病摘下来放我身上。
病久久没有确诊,我除了不能走,连手指都没有力气了,喝水都握不住杯子。医生也没建议住院,现在想想,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可能也是个原因。爸爸才刚病逝一年,当时为了给爸爸看病已经卖掉了家里的一处房子。
那些日子,宿舍里有六个女生,我俩就睡在我们宿舍的小床上。上铺的女孩一米七六,上上下下晃得很厉害。我又很疼,只在凌晨能睡一小会儿。妈妈为了让我睡好一点,总是蜷在最小最小的角落里,而且很早就起床,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到底几点起床的。
我的同学告诉我,遇见妈妈在空旷的操场上独自痛哭。那是爸爸刚去世一年,这个家庭还没从沉重的打击里恢复,就接踵而至灭顶之灾。这一切又落到了妈妈的身上。若换个人做我妈妈,也许我们就都活不下来了。
在北京治疗三个月后,连医生都不怎么搭理我了,说住院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一步路也不能走,她就背着我,从北京跋涉两千公里,的士、火车、小巴、大巴、三轮摩托车、板车,把我弄回家。她到处寻访奇怪的方子和疗法,又把我背去各种奇怪的地方治疗。最后,她自己研究医书,研究疗法,自己试药开药,在自己身上试针,给我打针。她甚至琢磨出了一套按摩的手法,能准确地摸出我任何地方的疼痛,并说出疼痛的程度。
半年后,我站了起来,回到北京去读书。
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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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事后来我知道了,有些事,可能我永远也不知道。
有一年我写了两篇小说。在一个挺糟糕的情况下,这些小说是个发泄,灰暗消极。十几年后,我妈妈突然提起那两篇小说。她说,“当时我想,这孩子应该活不成了。”就停住,然后眼睛红了。
我又回忆了一下当时她看到的反应,她当时笑笑开了个玩笑:“你们小艺术家啊,还是少写这种东西。”后来就再也没提过。
我还自以为是一个很敏感的人,当时觉得她也没怎么当回事。
她在觉得“这孩子大概活不成了”的心情中,说出那种话,是怎么做到的呢?她是怎样看着我吃饭,睡觉,坐在电脑前。我说话的时候她该怎么应对,沉默的时候她怎么和我相处?她是不是不眠不休地留意着我的一举一动,在忍受着即将失去我的巨大惊慌时,仍然在工作,煮饭,吃饭,保持健康和镇静。她是不是也做好了失去我的准备,在她的身躯里,心是不是已经碎成了渣。
我竟然让妈妈经受过那样的煎熬,忍了十年之后,终于在我面前红了一下眼睛。在那之前我没有写过小说,在那之后也不再写了。
还能说什么呢,自责都是一种虚荣而已。
有这样的榜样在前,善待生命的决定也越来越清晰。我只能说,愿我不虚此行,所有的期待都有回音。更愿她承受的,疼痛的,爱着的我,让她的生活更有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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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渐渐老了,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。
我总觉得她是个很有智慧很大气的女人,爸爸去世后她并没有沉溺于悲伤,使我更加彷徨,却告诉我生命是自己的,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要活得快快乐乐。她六十多了,还在忙来忙去,觉得自己还能做很多事情,还希望能为我们创造更好的条件。
她有一回跟我的好朋友提到,我从来不当她的面为爸爸的去世哭,她很不放心。我有时会想,不知道她充实和快乐的样子,会不会是做给我看的。那一年我回家,破例起了个早,发现她在阳台上对她养的鸡说话:你看看你,吃你自己的那些啊,干吗要抢她的啊。
我想自言自语的人心里是不是很孤寂。对于她的忙碌,我不敢心酸,怕辜负她的聪明和心意。
从小到大,她从来没有像很多妈妈那样,说她怀我的时候吃了什么什么苦、落下什么什么病之类。她总说我是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要的宝贝孩子。她轻巧地说:生命是瓜熟蒂落的事。给了我很深切的安慰。我想也许我没有什么问题,也许我不是个麻烦,我只是太年轻了有些事情还没搞明白,也许我的孩子会快乐。
和妈妈分开的日子里,我常常想到她。种的薄荷也想她,只要妈妈在,它们就都卖力地发着新叶,很快就长成绿绿的一丛,妈妈一走,它们就在很快的时间内枯萎下去。我为它们翻土、浇水、施肥,希望它们恢复生机。做这样的事情时,每一步都好像听见妈妈就在旁边,叮嘱这个,叮嘱那个。好像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种薄荷,只是为了想一会儿妈妈。
今年3月,她到厦门来看我,我们去海边散步。妈妈说,她以前不是很会走路,现在因为腿脚没有以前好,反而领悟到一些事情,变得很会走路了,她说:“要把手甩开,专心致志,不要突然的快,也不要突然的慢,好好的呼吸。要这样,一脚一脚地走,走多远也不会累。一脚一脚地走就可以了。”
她平静地望着前方,均匀地走着路,因为那样认真而仔细,显出协调而动人的姿态。我望着她,因为发觉自己突然涌出的热泪,不得不把头转向海的方向。
她一直喜欢看我写的作文。要出一本书了,我想对她说的话,想了很久终于想好。
千言万语变成两个字:幸会。